烽火岁月 精神永存丨从书香地主到共产党同路人：满门忠烈“红缨翁”

在沂南县朱家里庄，曾有一位名叫杨次章的老人。他生于地主家庭，自幼饱读诗书。在家国危难之际，他毅然变卖家产、捐献家业，把3个儿子都送上了抗日战场，自己也投身抗战洪流，化作沂蒙山麓一面猎猎作响的抗日旗帜。

1932年秋天，杨次章将长子杨荫田送上了开往济南正谊中学的马车。他万万没想到，仅仅一年后，自己就要变卖祖传的三十亩水浇田，5次赶往济南营救因“赤化”被捕的儿子。阴暗的牢房里，儿子脚镣泛着的寒光，刺得他双眼发痛。

儿子坚定地说：“爹，儿子走的是救国正道。”杨次章颤抖的手紧握铁栏：“就算倾家荡产，爹也一定救你出去！”当地下党同志秘密联络他时，这位旧式文人毫不犹豫地回应：“但凭驱策。”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传来，杨次章彻夜翻看《申报》，烛泪与老泪一同落下。第二年开春，长子杨荫田与战前党员朱寿年在回龙寺竖起抗日大旗，杨次章亲自赶着牛车，把家中最后一仓麦子送进深山。

卸粮的尘土还没散尽，他又坚决送三儿子杨雨田奔赴山东抗日军政干校。临行那晚，十八岁的儿子跪地告别，杨次章沉声说道：“此去以身许国，勿念家门！”

1938年寒冬，杨次章家的柴园成了秘密战场，中共沂水五区区委在此成立。枯枝堆后藏着油印机，草垛底下压着抗日传单。

当山东纵队司令员王建安带着一身硝烟味走进柴园，杨次章端出珍藏的蒙山云雾茶：“寒舍简陋，请将军见谅。”钱钧将军看着墙上“还我河山”的墨宝，不由赞叹：“先生这字，笔力千钧！”  

在依汶大集上，一幕景象震撼人心：年过六旬的杨次章胸前红花夺目，策马挺立于人潮中央，声如洪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当亡国奴——只有团结起来，壮大八路军，才能把鬼子赶出中国！”

他高声道：“我有4个儿子，3个已经穿八路军装！等小儿子长大，也送他上阵杀敌！”人群中，货郎李守义热泪盈眶：“杨老爷这样的人都挺身而出，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

从那以后，在界湖、孙祖等地的集市上，总见到这位老人骑着枣红马奔走呼号。沂蒙百姓敬佩地称他为——“红缨翁”。

1941年大青山突围战中，三儿子杨雨田身负重伤，幸好遇到好心的老百姓得以藏身养伤。杨次章连夜为儿子煎药，却在黎明时分背起宣传袋：“伤员需要鼓舞，爹很快就回！”

苦难接踵而至。次年深秋，长子杨荫田在甲子山牺牲，他静坐灵前整夜，第二天却出现在新兵动员会上：“荫田的血不会白流，愿更多儿郎继承他的志向！”

让人痛心的是，1946年安丘战役，次子杨芸田又壮烈殉国。追悼会上，他轻抚“为国捐躯”金匾，坚定地说：“荫田、芸田的死，是为人民流的，大家不要悲伤，他们的牺牲，不是我一家的哀伤，而是全民族的光荣！”

羊圈门前那盏马灯，不知陪杨次章熬过多少长夜。他在《告乡绅书》中写道：“寇深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1944年大生产运动中，他亲手将村东八亩好地划给八路军种菜，自己啃着野菜饼下田劳作。他也常在深夜想起两个牺牲的儿子，那种撕裂的痛楚无人知晓。可痛定思痛，他依然前行。

1950年春，济南城红旗漫卷。71岁的杨次章作为烈属代表端坐在主席台上，听见“杨氏满门忠烈”的赞词时，泪落如雨。回乡途中，他特意绕道，先到安丘，再到甲子山，小心包起一捧染血的黄土，贴身珍藏。

1957年寒冬，78岁的杨次章安详离世。出殡那天，村民自发前来送行，队伍蜿蜒数里。他虽然离去，但精神长存——他未曾持枪上阵，却以满门忠烈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他生于封建门庭，却在血火淬炼中成为共产党最忠诚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