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 精神永存丨半袋小麦里的党费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我总会想起外祖父—— 一位将生命与信仰熔铸在一起的抗战老兵。他用一生践行着对党的忠诚，而那份对交纳党费近乎执拗的坚持，至今都是我心中不灭的精神火炬。

若是外祖父还健在，如今也该120岁了——他离开我们已经45年。在我七八岁的记忆中，他身材高大魁梧，两手一抄就能拎起两桶水，干起活来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一刻也闲不住。他平时总穿着粗布衣裳，就着粗茶淡饭度日，生活俭朴到极致。

但每逢交纳党费的日子，他总会郑重地换上一身干净衣裳，仔细修面。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是他独有的仪式感。那时年纪小，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平日里不拘小节的老人为何会对 “交党费” 这件事如此重视。

打记事起，我就知道外祖父是老革命，上过战场，也当过干部。可他具体经历过什么，立过哪些战功，我一概不知。外祖父在世时，我总缠着他讲打仗的故事，他却总笑着摆摆手：“小孩子，不要管那么多的事。”

任我软磨硬泡，他也绝口不提那些出生入死的日子。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愿意显摆自己，他的秉性就是低调做人。

后来，听母亲零零碎碎说起，我才慢慢渐渐拼凑出外祖父跌宕起伏的前半生。

早在战争爆发初期，他就加入了游击队。在平原、山沟沟和连绵的大山梁子间，他带着队伍和敌人周旋打转，经常跟日本鬼子厮杀。

有一回，小队遭遇兵力雄厚的日军，生死关头，他用密集的火力为队友开辟出突围通道，自己的手臂却被流弹擦得鲜血直流。而他只用布条草草包扎，咬着牙又冲回了战场。

正是凭借这股子不要命的劲儿，他在战火中入了党。

抗战胜利后，作为家中独子，外祖父放心不下年迈体弱的父母，只能含泪告别部队。回到村里，他依旧是那个善良仗义、办事公道的人，在村里威信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都信任他，推选他当了村干部。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他一路干下来。后来，外祖父成为县酒厂的第一任厂长。

在外祖父当厂长的那几年，母亲常常带我去厂里。听马路上汽车的轰隆声，闻空气里的酒糟味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后来，随着酒厂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县里派来正式干部接管。因为外祖父的身份没有转为国家公职人员，他便主动辞了职，收拾行李回了老家，重新当起了农民。

回到老家后，他又主动包下村里的六亩菜园。那时，关节炎和肺气肿的毛病已经落下了，常年缠着他。但外祖父没有被病痛难倒，那片菜园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正上初中，陪母亲去看望生病的外祖父。推开老屋的木门，就见病重的外祖父躺在土炕上吭吭咳嗽。见我们来了，他撑着胳膊要起身，声音沙哑却透着股执拗：“把仓里那50斤小麦拉去集上卖了，先替我把党费交了，再给娃割斤肉补补。”

母亲急得直掉泪，劝他先去医院看病，不着急卖粮。可外祖父把炕沿拍得咚咚响：“党费一天不交，我这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 最后实在拗不过他，我和母亲只能推着独轮车去集市卖那半袋小麦。

回到家，外祖父就让母亲赶紧拿5元钱去村党支部交党费。谁知村党支部书记知道外祖父家里有困难，已经悄悄把上半年的党费给他垫上了。外祖父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连声质问母亲：“我是党员，党费是我应该交的，他们替我交对吗？这个道理你怎么不懂？快还回去！”母亲没法，只好按他说的，把钱还了回去。

外祖父交党费的情景，我看在眼里，也刻在了心上。他把这事看得比命还重，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按时交上；别的事能放一放，唯独党费，耽误不得。

如今，我也入党快40年了，每次轮到我交党费，眼前总会浮现出外祖父的模样：他仔细刮好胡子，换上那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抻平衣角，揣上小麦换来的党费，一步一步地走向村支部。

在他这样的老党员心里，对党的那份忠诚，早就和血脉融在了一起，比命还金贵。他们的信仰，就像一盏灯，能照透长长的岁月，给我们这些后来人照亮前路。（张坤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