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中国之治”的金名片

1963年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开展。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会议，提出要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改造为新人。浙江省委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诸暨县枫桥区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既未打人，也未捕人，通过说理教育成功将“四类分子”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同年10月，公安部领导同志在浙江调研时，发现枫桥“不捕人而改造人”的经验，随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公安部认真总结其中经验。遵照这一指示，公安部派调查组赴枫桥，经核实后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核心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11月17日至12月3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会上，公安部作了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的发言。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审阅发言稿时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至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同日，他在与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强调：“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广至全国。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因受3年自然灾害影响，全国范围内盲流人员和流窜犯数量激增，严重危害社会治安。1965年，枫桥干部群众运用“枫桥经验”，立足于就地改造，主动将本地外出人员寻找回来，提出要“管头，管脚，管肚皮”，即从群众思想情绪、生产劳动、温饱生计等方面主动关心、服务、预防和调解，该做法成功教育改造了22名流窜犯与41名好逸恶劳人员，其经验成为全国就地改造流窜犯的样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枫桥干部群众打破思想束缚，率先探索开展“四类分子”评审工作，并为改造表现良好者摘掉帽子。1979年，中央下发关于做好“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工作的专项文件。《人民日报》随即刊发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详细报道了枫桥依靠群众教育改造“四类分子”并为其摘帽的经验，有力推动了全国“四类分子”政策的顺利落实，大大激发了这部分公民的创业与工作积极性，他们为随后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后，枫桥干部群众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将坚持“枫桥经验”的着力点聚焦于维护社会治安。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先后形成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即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依靠这些创新机制，枫桥充分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和一般性治安问题，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目标，进而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长期稳定局面。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在这一精神指引下，枫桥率先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了全国首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推动“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治国理政全局和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多次就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形成新时代“枫桥经验”，其科学内涵是：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其核心在于通过基层自治和源头治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桥镇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近年来，山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思路新举措，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贡献了山东经验。

如今，新时代“枫桥经验”已被载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它已从发轫于“一镇之治”的基层探索，擢升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国之策”，成为彰显“中国之治”优越性的一张金名片。（山东省档案馆）